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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电影
如果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导演，没有之一，我一定会选杨德昌，他的作品一共八部半，我看过其中的七部，每一部我都喜欢，而且去年他离世了，杜绝了以后老眼昏花鬼迷心窍导出烂片的可能（这种可能已经在陈凯歌张艺谋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因此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此固定，永远第一。
电影演完时，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字幕，许多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名字，但在那时，他们和杨德昌一样，只是一群热血青年而已，甚至蔡琴也出演了一个龙套角色---汪狗的太太，整部戏里她没有对白，只有一个旗袍的侧影，跟随丈夫汪狗拜访张家时，在门口换鞋。张震、张国柱父子出演父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换，赖声川的女儿赖梵耘演小妹，剧中的名字是张芸，台湾版《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中的萧艾演冰店老板娘，那时她还很年轻漂亮。
这次看又整理了一次情节，理解也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加叹服。
杨德昌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剧情完成了对青春的回眸和致敬，细针密线的解析了少年对逐渐对世界幻灭的过程。
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无可挑剔，因为它足够丰富，又不觉得冗长，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闷，后来知道了更多台湾那个时期的历史感触就更深一些，我的老板的老板，每次去K歌，他都选一些很老的美国歌来K，推算他的年纪，在六十年代他和小猫王差不多大小，想必也经历了那个可怕又沉闷的时期吧。
一方面，杨德昌立足那个时期，取材真实案件，拍的足够真实可信，这一点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做到了；另一方面，杨德昌透过这个故事穿越时代，赋予这一群小孩宿命式的鲜明性格以及由性格而决定的命运，通过对不同的人命运的探讨，折射出一丝夏日亮眼的阳光---那是人性之光的理想光芒。
Honey和小四加上后来的小马，这三个人性格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执拗式的秉持，Honey从台南回来后十分黯然又气愤的说：到南部了半年，回来大家都忙着搞钱啦，他和小四讲起他看了无数的武侠小说，都不记得名字了，只有一部《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个老包，全城的人都翘头了，他一个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仑。』，说这段话时，作为一个小混混头目，他眼里是对现状的无奈和一丝革命式的激情，他可以做老大，因为即便在小孩中间，真理和正义仍然是基本的底线，他回来时混混已经在忙着搞钱了，像滑头这样软欺硬怕的烂货居然也一呼百应的有人追随，虽然还很年轻，但Honey已经隐约感到他的时代过去了。他跑到纪念堂去找山东谈，两人走在黑暗的柏油路上，一辆辆的军车呼啸而过，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哪一种吧。山东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看准时机把Honey推向了疾驰而来的汽车。
时代真的变了，小四的性格没变。
第一次记过，滑头抄了他的试卷，他也要跟着受罚时，父亲在教务处大声斥责老师：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
虽然，父亲强硬的性格，以及无条件的秉持内心的正义原则导致小四记大过，但他很开心，在路上，这一对沉默的父子罕有的进行了一场心灵的谈话。
父亲甚至高兴的说起了广东话（在剧中他是从广东赴上海读大学然后从上海跑到台湾）『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o既』。
回到家他仍然信心满满的对太太解释：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做出榜样给孩子看，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每次看这一段，我都热血沸腾，言传身教啊！做父母的。
而后来，同样的情形下，父亲却锐气尽失，低声下气的对训导主任陪笑讲好话，小四终于忍不住抄起身边的棒球棍击碎了点灯。全办公室的老师惊呆了。
同样的一段路，同样沉默的父子，父亲却再也没有往日的豪情和雄风，小四却越来越懂事了。
至死，他都终于自己的内心，秉持自己的原则，他捅向小明时说的是：你不可以这样被人瞧不起！
小马虽说占老爸的势力，但除了对待女人之外他秉持的做人原则和Honey和小四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在警局嚎啕大哭说：我只有小四这一个好朋友。
这三个将世界理想化的少年，收获了同样悲惨的命运，一个被小人暗算，一个斗不过这世界，走向自毁，另一个则将面对永恒的愧疚。
另外那些头脸模糊的庸俗之辈则继续过正常的生活---所谓能屈能伸。
除了三个少年之外，最丰富的一个角色就是小明，这也是我愿意一看再看的原因，小明的塑造最为成功，她一个接一个的依靠不同的带头大哥，终于了解了社会的全貌，她是最早熟的少女，以至于她对小医生说出：『你不要娶她，她不适合你的』这样的话，也不突兀。她喜欢Honey，喜欢小四，她爱的是她们身上有别于其它小孩的理想主义光芒，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爱的权利，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同样是选择这样的方式（频繁换男友），小翠就不同，小翠很开心，因为她谁都不爱，她只是寻开心而已。小四不了解小明，就像他对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完整的了解一样，他只看到了表面，小明如此的换男友，在他看来，会被人瞧不起，下贱等等。
他无法改变，父亲形象倒塌后，他没有听姐姐的话去听牧师的解劝，跟着是爱情和友情的幻灭----父亲、朋友、女孩儿，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生命的支柱，男人先是相信自己可以判断世界改变世界，接着就相信自己可以判断女人改变女人
如今一一的崩溃了，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改变女人，他无法预见未来，更缺乏将日子捱下去的耐心和毅力，只能自毁，或者像狗一样的活在人间----现在你该明白大话西游的结尾，为何会有一句：他好像条狗诶。
整部影片中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传达出的精神水乳交融，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共性。
影片里的南腔北调，学校里那些老师，教官，卖红豆冰的本地女孩,在『少年杀人事件』发生的舞台上，大人和小孩儿一样历经着社会震荡带来的苦痛和挣扎，白色恐怖的社会背景若隐若现。
2 ) 转载一篇影评
作者不详
（1）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我们这里以前出过事，我们的好兄弟茅武，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后来，茅武的一个同级同学从牯岭街出去。杨德昌同学在美国学电脑，攻硕士。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改行拍上了电影。1991年，杨同学把我们牯岭街的一些故事搬上了银幕。
我看过这出名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电影。影片接近四个小时，很多人说闷。我看了之后也胸闷，由于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从淡江师范毕业之后，我回到我的牯岭街家乡，成为建国中学的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杨同学的这部电影，取景其实是在淡江中学。
（2）
中年以后，我发现在所有的教学参考中，尤其弥足珍贵的竟然是这部影片在我的脑子里的拷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人物，每一格画面，每一句台词。
我常想，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让我重新回到牯岭街，这部影片也许可以成为我的地方志和人物志。我可以通过它认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少年团伙。它是我的教学工具书，我的现实启蒙读物，我的人际沟通指南，我的思想行走地图。
我的回乡可能会象一次重游，或者，更象一次夜游和梦游，对往事的记忆和猜测会如幽灵一般伴随我左右。当我经过月光下少年情侣依偎的荷塘，夏日里野草金黄的靶场，经过夜间部教室的灯光，隔壁的电影片厂，耳边也许会有鬼魂吟哦深情的诗章：
苍老是我的记事簿，青春是我的回忆录。
你是我的放弃与追逐，你是我的幸福与痛苦。
我有满腔少年血，将它二一添作五。若不成功即成仁，激情浇灌长青树。
（3）
当年我作为新来的教员，被校长向学生介绍登上建中礼堂的讲台时，学生的校服早已不再是军装式样，我难以分辨出谁来自小公园，谁来自217。
这些孩子，他们是否仍将“217”读作“两幺拐”？——当年的眷村子弟，谁不晓得通信兵的数字读音规范？
当我站在讲台上，常常会下意识地凝视他们胸前的校章。他们中是否也有86089同学？86089同学，在夜晚的牯岭街上出手7刀，刺死了他的马子。
（4）
三十多年过去，因为这部电影，那些1960年在此就读的孩子再次被提起。我知道，在学童们中间将谈论着他们的出身和来历，并将演义出各种说法不一的版本。事实上，因为我从小在这一带居住，我的年轻同侪也曾经好奇地向我打听虚实，我总是抱歉地笑着说我一无所知。
民国四十八班夜间部及相关人等，常常成为他们运用教育学原理用以剖析的个案：
86089号，张震同学。小名“小四”：中考其他科目成绩都超过90，而一向不错的国文仅五十多分。张榜后其父曾要求查卷，未果，是否批卷错误仍为悬案。该同学个性较为孤僻、自闭，寡言少语，具有心理断乳期的典型症候：长期沉溺于带有妄想狂色彩式的思考，以私人文字构筑自己的情绪舒解空间。其救世济人的道德完善精神在失控的情况下可能诱发强烈的偏执和暴力倾向。
王茂同学。外号“小猫王”：其音乐能力是由三方面构成，（1）曲调感，区别旋律的曲调特点的能力。（2）音乐表象，即能随意反映音高与音强的听觉。能再现听过的旋律，实现听觉与发声间的转移与转换。（3）节奏感。对音符之间的时间关系的敏感和准确的再现。王茂同学先天具备许多大音乐家都缺乏的绝对音高和惊人乐感。——由于左半脑欠发达，其肢体机能未臻协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动手能力低下。——小四要是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让他修理父亲的收音机。
小虎：留级生。校队篮球好手。其坚韧、独立的个性下同时具有极其情绪化的一面，往往因为某件事的挫败感陷入极端的消沉，人格完全压抑。成年后变得与世无争，选择一种放弃的生活方式。
小马：插班生。台北警备司令的公子，具有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其人生价值观极为模糊，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歧视女性的倾向。但同时兼具侠义心肠，重视友情，在小四案发后产生真实的哀恸。
滑头：装腔作势的机会主义者，一次残酷的火并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二条：爱出风头，矫柔造作的业余歌手。长期生活在兄长的阴影下，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在危难中犹疑与恐惧。也许，与滑头一样，需要一个契机来完成质变。
飞机：木讷、老实的好学生。少年群体的追随者与旁观者，对行动的参与经常出现在行动结束以后。
三角裤：牯岭街旧书市的“小本”迷恋者。无个性就是他的个性，有希望成为典籍善本收藏家。
……
Honey：一度充满好勇斗狠的少年意气。具有崇尚自由、迷恋冒险的气质，常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一次偶然的文学阅读完成了其个人的思想启蒙，自此开始崇尚“孤胆英雄”形象。
山东。其个人形象都决定了将永远作为Honey的对立面存在。畏光，性格阴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进行势力与财富的攫取。对女人却专一而富有情义。
……
——在建国中学的教员办公室里，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探讨成为我的同事的日常功课，他们或者唇枪舌剑，或者和风细雨。如果我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这些孩子是不是原本可以步入经过精心设计的正轨？如果我们的前辈投入过更多的关注和警惕，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永远避免发生？
我并不参与同事的争论，但有时会倾听。我发现：有一个病例，似乎无法轻易地开出处方。在这些个人档案中，似乎有意漏掉了死者的名字：
还有，小明。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中)
（5）
我的教育学和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人的社会化，是由三方面的教育与影响完成：家庭是社会化的摇篮；学校是社会化的宫殿；邻里社会是社会化的竞技场。
我记得，当我学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不禁冷笑过。
小四来自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公务员。当小四被校方认定与同学串通作弊欲行处罚时，小四的的父亲居然天真地与教务主任争辩，斥责他不公平，致使小四被加重处罚，记大过。而后他反而开导小四：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自己做对的事都不能勇敢相信的话，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希望这件事对你是鼓励，而不是打击。”
当小四担心他们父子俩会遭到母亲的数落时，父亲居然以朋友的口吻，用广东话感叹“没春袋的，都好麻烦”——那一刻在电影院里，我真的好感动。
但父亲不久被警备总部传唤盘查其留在大陆的老师，以“匪特”嫌疑羁押一晚，事后并受到牵连而被革职后，性情大变。变得懦弱而神经质。当小四因再度违规而被校方决定开除时，父亲依然称“不公平”，但开始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愤怒的小四用球棒击碎了教师办公室的灯泡。这是一次压抑的反抗，一记令成年人目瞪口呆的本垒打。
父辈们，你们输了。
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而建中绝非一个理想的康乐园。
我记得电影里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教务主任对前来告状的片厂门卫老头说：“我们校长讲求学生人格自由发展，从来不关学校的大门。”
课堂上，嬉皮笑脸的小猫王被国文老师叫上讲台：“你不是很喜欢‘我’字吗？——写一百遍。”
小四们的邻里社会，是邻居胖叔冷嘲热讽的奚落，父亲的同学汪狗的世故精明，落井下石。
小四曾有机会教训酒醉的胖叔，但当他滑进水沟时却帮助救起了他。胖叔后来报恩的方式，是介绍小四的父亲帮别人经手青果外销的生意。——也许，在小四眼中，这是父亲走向妥协与平庸的又一个步子。
而另一个邻里社会，就是建中对面的电影片厂，小四们经常跷课去玩耍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见识过恃宠而骄的小明星和对老板娘曲意逢迎的导演。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导演问起曾来试过镜的小明：跟你一起来的那女孩儿呢？——要哭就哭，说笑就笑，真自然——
正饱受失恋之苦的小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嚷出片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反教育台词：“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你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与现实的教训相比，家庭、学校和邻里的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当我在电影里看到小四的父母在院落里抱头痛哭，当我看到小明从小神经那里得知Honey的死讯时，沉默地慢慢走回母亲身边，拾起针线，不禁想到了杨牧《凄凉三犯》里的诗句：
沉默里，听见隔壁妇人在唤狗
男人坚忍地打着一根钢针
他们在生活。“我在生活”
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6）
在每个班级中，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股势力。一个崇拜父辈的强权，一个信仰自己的实力。基本上，两股势力的周围都渐渐团结成一帮人马，水火不容。
注意看吧，在一个小小的国中班级里，往往预演着成人世界里所有的权力游戏。他们甚至会有和谈，有冷战，有蜜月，有和平共处的不成文原则和结盟后的其乐融融，以及暗自交锋。
当小马插班到来，我注意到小虎敌视、戒备的眼神。我常常冷眼旁观这场彩排。其实我完全能预知争斗的结局。当他们毕业之后，这种情况将更频繁地发生，“平民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个胜利背后，都有一个深沉的背景。
也许，我应该组织我的班级里这同样的双方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告诉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机关算尽，处心积虑，这就是男人的游戏。雄性社会里应该有强硬对话，但最好以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为前提。
我对我设想的会谈感到忐忑。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所作所为却常常表现得象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按照德国人 Max Weber的理论，财富（wealth）、威望（prestige）和权力（power）就是社会的分层标准。我应该试着让他们了解，这就是真相和谜底。如果你们将来不能改变它，起码现在应该学习习惯它和接受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明最终会跟随小马，而不是小虎和小四，甚至也不是滑头？为什么联考之后的录取人员，在进录取场时会手持记满照顾对象的名单？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当初我的师长对考场舞弊会如此深恶痛绝？
（7）
我喜欢看我的学生们卯架。当他们拎着球棒，提着砖头，在教学楼的楼道上狼奔豕突，我常常若无其事从他们身边经过，并不劝阻。偶尔，一两个小孩看到我后迅速立正：老师好。我矜持地点头，然后他继续挥舞着日制匕首张牙舞爪地冲过。
他们应该学会卯架。早学会比迟学会好，将来在立法院，在选举战中，他们还将继续这一游戏。而现在，刚好是热身的时候。
我想起电影里滑头与小虎在篮球场边对小明的争斗。小虎其实当时是无惧的。他其实具备几分学生流氓首领的素质。镇静自若，甚至在强敌当前时显得如此心不在焉。而当他醒过神来准备回应时，对方的肌肉应该立即绷紧才是。
而我注意到这个穿黑色9号球衣的小伙子。他的靠山是南海路的黑帮。他带着一丝微笑，劝解小虎，然后猛不丁击向滑头的下腹，接着噼噼啪啪、慢条斯理地开始扇滑头的小耳光，力度并不大，但恰好控制在既可以表现对对手的极度蔑视，又可以从意志上摧毁对手，使之从身体到意志开始一点一点崩溃的程度。这是学生争殴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前戏，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挑逗和刺激。
我知道，滑头那次在国中与小明幽会被217围堵，当同伴救难赶到并揪住一个湖北裔的眷村子弟时，滑头也曾经扇过那孩子的小耳光；以及在后来，Honey回台北那天，对小公园冰果室里约会小明的小四，滑头也扇过这样的小耳光，——但他后来，都后悔过。
在后来的争斗和报复中，这种漫不经心地轻视对手的角色，往往最快死于非命。——“不可侮辱你的敌人” ，年轻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
(cont'd.....)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
（8）
我有一个学长，他曾经将这部电影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弟弟，而后者视之为应该一生感恩的礼物。
第13届、第16届的《联合报》中篇小说奖得主，大陆作家王小波说：人有兄长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曾多少次获益于自己的兄长？
当小四要赔偿飞机的球棒，求助于自己的兄长老二时，老二不声不响塞给他70元。小四问起钱的来路时，老二回答：你不是要吗？要就别问！
当小四把母亲的手表偷拿去当铺，老二却被大姐怀疑地问起时，再次不声不响地去了山东的弹子房，赢回钱准备去赎回手表时却被父母发现误解。小四目睹了兄长被父亲责打的一幕：不要脸，没出息！
果然，——道德上的愧疚感不自觉体现到小四刺死小明的行为中。我惊讶地发现，小四在捅出匕首的同时对小明骂出了同样的话语：不要脸，没出息！
当《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与百无聊赖“跑路”生涯中的Honey相遇，催生了Honey致命的英雄主义情结。
果然，当穿着藏青色“中华民国海军”制服，夸张的水兵喇叭裤的Honey从南部回到台北，我不无妒意地发现，他的谈吐开始变得具有诗意和哲理，他的个人形象竟然变得充满魅力。
果然，中山堂演唱会那天，他拖着他那条残腿，从国歌声中肃立的人群里象彼埃尔，象吉诃德一样走出来。——这次他走出来后，就没有再走出来过。
当Honey与小四在冰店中相遇，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立即意识到了危险，而当时我并不能清楚地判断这危险是什么。而今我明白，那时我分明看到的是他的灵魂正开始被小四一分一分吸收。如果这次邂逅能够续写下去，他们俩极可能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朋友。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更年轻时候的影子：执着于情感的付出和道德的自我救赎；另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理想，甚至悲剧英雄所特有的孤独与彷徨。
果然，当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关心小四的二姐张琼试图听取小四的告捷时，劝慰他：你是否太过跟别人计较，是否只想到自己，缺乏奉献？小四回答：Honey也这我说过。Honey，一个好朋友。
果然，在小四对小明最后的告白中，他说到：只有我能够帮助你，因为，现在我就是Honey。
我希望可以如是告诫我的年轻同事：作为牯岭街上的教育工作者，你们应尽快认识他们，熟悉他们，谁是谁的人格偶像，谁是谁精神上的父兄。——这条街上以往的故事都是血的教训，而我们应该提防自己不要试图成为一名拯救者与传教者，而应该是是默默的观察者与辅导者。
（9）
这就是我眼中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所阐述的远远不只关于一次情杀，它如此厚实而博大，它是一本涵括了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百科全书。
它从来不是悲悯者的福音，而是关于成长史的文献。
也许，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本记录苍老自何时开始的记事簿，一本追忆青春夭折于何日的，回忆录。
（10）
所有的国中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也许不是最漂亮的，最清纯的，但是她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她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校花。
她被其他女孩子痛恨，不屑、鄙夷，被男生用最下流的语言诅咒。但是，奇怪的是，她会进入每一个男生的春梦里，她是可以被破坏的，因为她最无耻。
毫无例外的是，这样的女生，在每一所国中里的这样一个女生，她们都并不张扬和轻狂，她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说话。在全校的注视中，她象一个罪人一样走过。
她很显然比其他女生早熟。体态丰盈，当她走过时，夏天的走廊里有六神花露水味，有经验的兄弟会悄声提醒，注意她走路的姿势，注意她的外八字，扭动的臀部和腰肢。
她被操过了，她被操过了，这个妓女。
一群人顿时爆发出放肆的大笑。她停下脚，回头，眼神里是羞愤，居然还有无辜。
我操，她凭什么这样看我，她凭什么？这个婊子！
——而每一个人的心脏都在那一回头中裂成碎片。于是，在当晚的梦中必须再次凌辱她一回，折磨她，蹂躏她，直到自己流下眼泪。
那一晚必是劈过一道闪电，必是响过一声炸雷，所有对美与善的感悟宛如在一夜之间复苏。她的形象开始变得从没有过的纯洁与高贵，不为流言所伤，暗自散发芬芳。
也许，也许要等到十多年以后，当你忽然想起这个早已忘记的小姑娘，你会发现其实你后来对她形象的修正仍然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相情愿的幻觉与想象。你还是被她的表演蒙蔽了，在你现在富有经验的眼光中，你吃惊地发现，其实，当初关于她的所有传言，其实，都很可能是真的。
她的过早发育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所有的迷团一下子迎刃而解，每一件事都有背景，每一个人都有出身。在教育心理学与青春期心理学的讲义中，她都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她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有不好的名声，她在童年时或者遭遇到骚扰和侵犯，或者有多次寄人篱下的经历，这训练了她的世故与庸俗。她玩弄拜倒在她裙下的所有少年人，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严重缺乏安全感，她有自毁的基因，所以她会自暴自弃地堕落与沉沦；而她所有成功的掩饰，源自她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成年以后，当我们重新透过事物的表征进行审视，我们一定会发现，甚至都不需要验证，当初关于她的流言，几乎，全都是真的。这样一个女孩，她不是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坏，也绝非我们后来以为的那样好，她只是比我们都更早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她远比我们丰富和复杂，也远比我们深刻和清醒。
而如果时光回去三十多年，当我15岁时，我还是希望我会爱上她，仍然是有时充满狂热与勇敢，有时伴随着懦弱与羞怯。
无论怎样，让我喜欢你。当你14岁时，当你和所有女孩子都14岁时，你已经表现得象是20。你已经开始具有心计和演技，开始学会浅浅地卖弄风情。也开始透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当你17岁时，你将已经是小小的母亲；当你25岁时，你已经开始迅速地老去；当你30岁时，你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而无论这样，让我先这样喜欢你，以渐渐碎裂的心，和渐渐降至冰点的血液。
在青春的课堂上，先让我这样痴痴地注视着你，让我整个脑海里都是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窗外是一浪一浪海浪一样的槐花香，内心是槐花香一样一浪一浪的海浪。
(cont.....)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下)
（11）
牯岭街过去一直是以卖旧书古书而闻名。它最早成为读书人趋之若鹜之地，是当年战败回国的日本人常把家具、古董、字画和书籍拿到牯岭街和南海路一带贱卖，后渐渐成风，规模壮大，假日里常常是人山人海。５０年代中期，福州街、厦门街口到牯岭街上，共有４０—５０家旧书摊棚，旧书店则有数十家，常有珍闻秘籍和古旧版本面世。当时牯岭街的名声响遍全台，也成为很多外国观光客必定造访的人文景点。６０年代，牯岭街的声势达到了顶峰，俨然为当时政治经济封闭的形势下台北一处重要的图书资讯交换中心。
民国六十四年后，旧书市场搬到了光华商场的地下楼，牯岭街日见萧条。为重现旧书市风貌，市文化部门和社区曾共同主办了“重温旧书乡——牯岭街书市”活动，在牯岭街旧书市最鼎盛的南海路段至宁波西街段上，摆设了近百处的书摊，一时盛况空前。牯岭街上第一家旧书店“松林书店”的老板蔡先生也尝数度从阴暗的店堂内走到屋外观看。
我住在牯岭街附近的台北教师会馆。当我晚间漫步到牯岭街，它已经变得如此狭窄、偏僻，甚至有几分昏暗和阴森。行人寥寥无几，路灯忽忽幽幽。从头到尾四、五百米，只余下四五家书屋，皆已破败不堪。有的只是随处可见的“科见美语”，和一些“福州小吃”、“三阳机电”之类的招牌。
我曾经试图在旧报纸中找到关于当年那场令包括山东数人毙命的少年团伙火并的记载。结果，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1960年圣诞节前夕，牯岭街省妇女会门前，发生不明身份之歹徒多人，使用计程车架走一对情侣案，因被害情侣当街高喊“救命”，附近的警七分局刑事组立即出动，当即将一对情侣带局保护，并将涉嫌妨害自由的李知高一名捕获，其余歹徒均已驾车逃逸。据譬方初步侦查，这是一件亲生父亲骗不满十五岁之亲生女儿到特约茶室卖淫，另一青年协助其女逃离苦海，到台北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结婚，其父却与歹徒多人欲劫走女及其情郎案。譬方以案情甚为曲折，现正继续侦查，并与屏东警局联络缉捕在逃之歹徒中。
（12）
我叫华光复。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我叫“滑头”，我泡过小翠和小明。民国四十九年，我因考试舞弊被勒令退学，后来成为“小公园”的少年首领。我的叛逆期最叛逆的行为是出卖：我是最早具有商业意识，也是从实践上尝试企业化运作的转型期社团头目之一。我当年主要的策划和经营项目是筹办演唱会。
我的父亲是中山堂管理委员会主任，因被指控纵容、包庇将政治场所用作商业性牟利用途，涉嫌受贿以及与黑社会组织牵连而被撤职查办。
我的手下先后离开了我。在其后漫长的一个暑假中，我一直都处于痛苦的自省中。我后来考上了幼校。翌年我转学到淡江师范，因为我后来明白过来我的教育对象不应该是幼童，而应该是少年。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青年教育工作者。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民国五十年夏天，我们的好兄弟小四，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这是民国第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
鸣谢：老大在家
我打这篇文字前选择字号时不假思索地点了“小四”。
我看着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学童，
疑惑她此年纪是否也曾这样站立——
因为天鹅的女儿也会继承
涉水的飞禽的每一种素质——
也会有同样颜色的秀发和面容，
这样一想，我的心跳得多快；
她站在我前面，一个活泼的小孩。
（爱尔兰）叶芝《在学童中间》.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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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焦虑的颜色 曾渲染过我行走
许多揣测的道路，而你在月光的深巷里
宁静地听着 间奏的横笛
梧桐树和庭院 一畦又一畦的菊 有些疲倦；
我们 隔着疲倦凝视：
不是陌生 也不熟悉
（台湾）杨牧 《在学童当中》1975.12.台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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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部电影我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我说不出什么，因为我先看了这篇影评。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电影因影评而变得伟大。就仿佛鱼翅因为它的名号而贵重，否则它只是一碗粉丝一样，对于食用的人来说，不被告知的鱼翅和真正的粉丝不会有任何区别。
3 ) 小四不住眷村
看了幾篇影評，或說本片主角小四一家是住眷村的外省人，或說小四這些眷村子弟組成了眷村幫派。都是明顯錯誤，應予辨正。
在台灣，所謂眷村指的應該是部隊或單位建造，分配給中下級軍人或公務員和其眷屬居住（但不轉讓產權），屬於宿舍性質的平房式集合住宅所組成的聚落，通常疏離自然聚落。住房條件按軍級官階而不同，但普遍簡陋。眷村裡設置隸屬於單位管轄的頭人、管理和警備組織。一些生活設施例如小商店、醫療站、廁所經常公有公營，有的眷村還有共同的對外圍籬。
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只有軍人或公務員。外省人不可能都住在眷村裡。
台灣的眷村和大陸的軍區大院有一點明顯不同。眷村不屬於歷史上勝利的那一方，較多軍眷子弟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屬於弱勢，他們父兄的階級差別缺少讓人心服的軍功或榮耀支撐，但是他們卻長期遭受階級差別的跨代宰制。
小四一家當然是外省人，但不住眷村。小四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代課教師，都不是軍人，是吃不上大單位公家飯的公教家庭。他們住的是國民政府從日本人手上接收來的日式平房，有獨立的浴室和廁所，顯然不是單位興建的臨時住房。小四家的四鄰都沒有和他們階層相同的外省人，甚至大門外就經常有一個播放日本音樂招徠客人的水果攤；這說明小四一家是和本省人雜居的孤立外省人。他們豈只不住眷村，他們根本就不是住的外省人聚落。小四媽媽那句感歎：「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沒想到現在住日本房子，聽日本歌」，這豈是眷村裡的外省人能够夢見。
小四的建中補校同學，還有補校裡那些以同學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校園幫派，也沒見存在清楚的省籍界限，----這從一些成員長掛口頭的粗話是閩南語可以獲得證明，儘管領頭的是外省人。在電影裡，小公園幫的把子Honey和本省幫派合作，能講閩南語（楊德昌配音），還說別和外省人混，沒出息。甚至在Honey被眷村老大暗算身亡之後，也是這些講義氣的本省哥們儿帶著日本武士刀給他報仇（Honey穿海軍風衣也很有日本高校生黑幫片的感覺），可見超越省籍的生死交情，和楊德昌遠邁同儕的犀利和浪漫。最熱血的小貓王，他的父親是技術工（所以他很會修收音機），這暗示了小貓王也是本省人。事實已經明確：真不該說建中補校同學組織的小公園幫是外省幫派，更不該說它是眷村幫派。
在電影裡，小四他們相對於「眷村」的身份區別甚至敵我意識十分清楚，說起「眷村的」從沒好事。本片刻劃的眷村子弟形象實在糟，和這些年流行於台灣的眷村故事天差地別。兩幺拐村子裡的男男女女考不上小四的學校，卻來爭奪他們的地盤----說穿了也不過就是幾處經常玩耍的公共空間，還干擾學生和村內女孩交往，而且不講原則，不習慣思考，有錢就賺（「有郎就削」），靠人多欺負弱小（「嗑爛飯」）。至於設局誘賭（控制了小四的親哥）、暗箭傷人（害死了小四的大哥）等等江湖伎倆就更不必說。小四給這些「眷村的」欺侮得這麼慘，後世觀眾不明究裡竟然說小四是眷村子弟，這真是台灣影史一大冤案。
楊德昌在片頭放了一張字卡，不無干犯時忌的勾勒出他所認知的外省人心理：「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這顯然也是眷村外的觀點。也難怪，當時台灣文化就是由眷村外的外省人主導，儘管本土化已經開花結果（眷村青年也冒出頭而形成勢力）。台灣旅美作家蔣曉雲和楊德昌、小四同樣是眷村外的外省人，她有句話說的真好：我們是難民之後，但不是敗軍之後。
◎蔣曉雲這句話見於《時代週報》的訪談：http://history.sina.com.cn/cul/whft/2014-01-13/170879927.shtml
4 ) 如此压抑背后的时代背景
小四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代课教师，属于低下公薪阶层；国文教师、小明舅父，汪狗，他们多是卑微的市井老百姓；而只有马司令才这些人当中最大利益者。
电影记录当时青少年的生活样态，升学压力，对外资讯、交通还封闭的60年代初期，物质匮乏，白色恐怖剥夺了成人意见表达的自由，校园军训规制着青少年的行为模式，空气里似乎永远弥漫着某种郁闷压抑的气息。
求知和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代，他们没有远大理想，孤独地成长，苦闷地在西门町电影院约会，泡冰果室，打弹子。就是个人是在混乱的状态，只有看到不同地域、省籍的多文化冲突。在成人方面，基本上把那种愤怒、无奈的父亲角色，及认命、无奈的母亲角色呈现得非常清楚
影片中用别人的话来叙述他人的出场，烘托任务，使用长镜头和广角镜头，体现当时更多的整体社会环境。60年代的初期正好是一大部分人从外来地转入到台湾地区，这种人流的涌入带来的文化冲突和干扰在那个时代带来的深远影响。
5 ) 解剖牯岭街
当我第六次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忽然意识到在自己度过的无数个日夜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生活在六十年代遥远的牯岭街的世界里。每次在荧屏前看到几十年前海峡那边的世界，总是能唤醒我遥远的记忆：青春期躁动、内向固执的男孩、素质参差的老师，还有曾经教学楼走廊墙角上那残留的干涸血迹。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杨德昌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主要讲述了小四在医务室治疗近视时，因相识哈尼的女朋友小明，随即陷入与同学滑头、小虎的纠缠中。在终于和小明恋爱后，又于好朋友小马产生纠纷，在种种事件与巧合之下，竟演变起一起杀人事件。已故影评人王书亚在《我有平安如江河》中写到“所有的华人导演，几乎只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杨德昌导演不囿于讲述故事，而是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重构了一个时代，最后通过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历史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台湾本省人受日本强力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影响，生活方式逐渐日化。
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后，由于其经济上的垄断、文化的误会、价值观的冲突、官员的糟糕表现促使本省人与来台的外省人之间矛盾逐渐加深。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推向顶点。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五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对台湾施行党禁、报禁、军事管制，限制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镇压民众反抗。
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直到38年后在蒋经国主持下， “戒严令”才宣布解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外省人的视角展现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下的台湾社会。
“由于大陆移民和本省人在地理上的隔离和文化上的沟通困难，这些出生在在1949年前后的外省人的孩子既缺乏对家乡的记忆与了解，又对本地的文化感到陌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的他们自然对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文化产生向往。在压抑的时代气氛下，摇滚乐以其叛逆、自由、自我表达与宣泄等特点最受青春期的青少年喜爱。” ——叶月瑜《摇滚后殖民与历史记忆》
影片中小公园成员就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小猫王、二条为主的乐队成员。小公园帮主要由公教人员子弟所组成的，217帮则主要是中下士军眷子弟。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亲属分配到昔日日本人的居所，慢慢形成的集合住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晋升制度十分注重派系与学历，大部分的老兵都没有受过教育，大都又穷又落魄，是台湾真正的贫民。阶级的不同也是两派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电影运动
八十年代，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发起了新电影运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导演更倾向于实景拍摄和启用非职业演员，剧本上更倾向于自传性的题材和内心世界的研究。据《牯岭街》的工作人员统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演员及工作者是首次参加电影工作。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和电影中小四的家庭背景基本吻合。
新电影运动导演在电影中往往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和表达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影像风格上以固定长镜头为主、多采用深焦摄影、景别多中景、远景，少特写。由于政府政策禁止公然的政治评论，社会批评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导演发展出一种省略式的故事讲述方法（本片中下一个镜头往往是对上一个镜头中问题的回答）。虽然新电影运动结束于1987年，台湾也与同年解严，但导演依然保持着新电影运动中的手法与特点 。
哈尼的三次出场
在牯岭街长达237分钟的时长和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哈尼虽然只出场了三次，似乎就掩盖了所有人的光芒。在影片开头的众多事件中，其源头大多是由于哈尼的不在场引起的，如滑头在国校被堵并引起群架，小明与小虎打篮球时摔伤并在医务室认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影片中也多次提到，如果哈尼在的话这些事就完全能够避免，可以说哈尼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却是影片前半部分的绝对主角，之后更是成为了小四的精神偶像。
当小四和小明在冰店第一次面对面听着胶片放着的《Mr.Blue》时，空气中弥漫着恋爱的味道。看到小四的滑头又找起了他的麻烦时，传说中的哈尼终于出现了。从台南回来的哈尼低着头站在门口，似乎丝毫不关注屋里的喧嚣。谁能想到，传说中杀死两幺拐老大，人人都摇惧怕三分的哈尼，居然像一位忧郁的王子，安静的等待着小明向他走来。那首《Mr.Blue》,更像是用来形容哈尼的。
“Call me Mister Blue.
I stay at home ，at night.
Right by phone at night.”
小明因为母亲的哮喘再次回到眷村寄人篱下，不时会有找麻烦的两幺拐成员，现在小公园的老大终于回来了。
刚刚还在和小明暧昧的小四被滑头再次为难时，初次登场的哈尼竟然帮小四解了围。此时小公园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哈尼和喜欢唱歌的弟弟二条及其乐队成员，另一派则是以滑头为代表的几个人。当哈尼终于处理完帮派事物寻找着小明的身影。此时小四和小明站在树下，哈尼站在门前，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当初自己的影子。
六十年代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使台湾经济高速増长，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传统道德义气的衰落，正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任217老大山东选择主动和杀死自己老大的小公园帮和解。 滑头和小明在国校约会时被217成员看到，山东以此威胁，并答应帮滑头教训打过他的小虎，以此威逼利诱滑头，使217帮能够分得中山堂演唱会门票的一大杯羹。正是因为滑头的老爸可以帮二条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当初哈尼才勉强让滑头这种人加入小公园，现在有了217了，滑头已经反客为主了。
哈尼不在的时候，小明喜欢上了小四，他们都老实、内向、执着，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似乎因为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知道小明喜欢小四后的哈尼，在雨夜的万华市场不仅为难小四，反而和他坐在席子上，侃侃而谈。
哈尼和小明的人物背景更像是杨德昌对《战争与和平》的参考与致敬。在托尔斯泰笔下，皮埃尔的妻子水性杨花，最终皮埃尔不堪忍受，决定与同她有染的多洛霍夫决斗：
“决斗定在第二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的一片空地。当天大雾，四十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见，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皮埃尔从未开过枪，多洛霍夫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却是皮埃尔先开了枪，并且打中了多洛霍夫。”
皮埃尔将大半个家产的管理权交给海伦后，前往彼得堡，而哈尼与217当初的老大红毛决斗后，逃往台南。从台南回来的哈尼，总是像这些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他对金钱感到厌恶，更看中传统上的侠义道德。在他眼中，《战争与和平》更像是一本武侠小说。 在第一次出场中，我们看到黑帮老大哈尼的形象带来的反差，帮主人公小四解围带给我们的好感；在第二次出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根据情况修改计划、关心弟弟、热爱武侠小说、能够与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坐在一起聊《战争与和平》，懊恼于书读得不够多的哈尼。而第三次在中山堂演唱会的出场，导演更是让全场的演员成为哈尼的配角。
是夜，中山堂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翘首以盼的演唱终于打破了牯岭街长久的寂静。 当民国国歌响起，周围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静止，唯有身着海军服的哈尼穿过麻木的人群从黑暗处缓缓走来。明知这里人多势众的哈尼竟然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一样孤身一人来到了演唱会，《三民主义歌》此刻似乎成了哈尼前进的伴奏。
哈尼的结局似乎早已写下，当二条在台上开始演唱，殊不知场馆内外摇滚与死亡正在同时发生。那首《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你是我唯一的爱）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和谈的结果已经落定，山东终于找准时机将哈尼推向滚滚的车轮之下。山东可以放下两派的仇恨主动和小公园和解，也可以在被哈尼当着自己众多小弟面前羞辱时忍住怒火， 但他为了中山堂演唱会巨大的利益，一定会清扫所有阻碍。时代已经陡然转变，对金钱嗤之以鼻的哈尼注定要被淘汰。
小明与寄生虫
小明，一个初中生，年纪轻轻就被母亲盼着早点长大来帮助自己，她只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地在暧昧对象中寻求帮助和保护。《寄生虫》中的基泽一家尚且有间半地下室住，而小明一家却寄宿在雇主家中，时时面临着被赶出的风险，她们在眷村唯一的亲戚家里更是人禽共处。台湾地区像韩国一样经历过日据时代，也对美国充满依附与向往，如果《寄生虫》是对韩国寄生史的隐喻的话，那没有父亲、一直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被各方势力轮流统治的台湾历史的写照。
两部电影都以杀人告终，且同属刑法理论上的激情杀人 ，但两部电影中大部分观众都还没有搞明白，杀人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寄生虫》中奉俊昊创造性地运用气味使其成为阶级差异的隐喻，气味也是促使基泽拿刀捅向朴社长的直接原因，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其视听语言，观众既无法获得嗅觉上的感知，又不能像小说一般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获得和基泽一样的共通体验，导演只能用朴社长捏鼻子的动作特写加以强化。新电影运动导演在摄影上多用固定镜头、中景远景的拍法，在《牯岭街》中，由于摄影机离观众较远，往往呈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我们却无法获得电影中主角那样感同身受的情绪感受。
不过，此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翊蔑视的并不是基泽的气味而是勤世的气味，用刀捅死东翊的却是基泽而非勤世。如果基泽杀死了蔑视自身气味的东翊，那就是不堪忍受屈辱的基泽杀害了对人缺乏基本礼仪的东翊，属于个体对个体的事件。然而，勤世非但不是基泽的家人，二人甚至之前还曾有过激烈打斗，基泽却为了勤世所受的腹视，用刀对东翊进行惩戒，此时这桩杀人事件则完全被冠以阶级的名义。基泽能够与勤世共情的只有气味，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气味就是阶级。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
《寄生虫》中大部分的争斗源自同为底层阶级的基泽一家和原保姆一家的争斗，最后“激情”状态下的基泽在恍惚间将刀捅向了上层阶级。而《牯岭街》里则是“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是一个中产阶级拔刀捅向底层阶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录取名单开场，以新一年的录取名单结束。 “《寄生虫》以与外界失联（连不上别人家的wifi）开场，以家庭内部沟通断裂落幕。 ”
杀人回忆
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选取了在无数平行世界中最具有偶然性的一种，最终构成了杀人的发生。而《牯岭街》中至少有六七次巧合促成了杀人事件的发生，如小四两次到小马家的无效沟通、小四放弃了同陈牧师谈话和小猫王的劝说、小四刚好看到小猫王藏在书架后的刀（怀剑）、小四在学校门口恰好遇到了小明、小明无意识间正好没有把刀合上等。多年后当杨德昌导演提起那起案件时表示：“那件事其实是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状况，不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在杨德昌看来，60年代的这一起少年杀人事件不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时代的集体悲剧。杨德昌用一系列的巧合来证明杀人事件的发生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情感纠纷，是时代环境使发生概率极低的杀人事件成为必然。
小四本来是一个内向、学习好、不惹事的孩子，小明的主动使他陷入情网，哈尼的出现使他视其为偶像。（前半部分小四没太大的存在感，哈尼死后小四才成为真正的主角）那个复仇的雨夜，小四跟着万华市场的台客来到两幺拐的台球室，黑暗中目睹了一个个死亡者的惨状。惊魂未定的小四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父亲被抓走。哈尼的死和这个夜晚的经历使小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变得更有种、更愤怒，他像哈尼一样不服气、横冲直撞。他跟小虎打架、骂女医生、用棒球棒打教导主任、扇滑头，他用愤怒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作出反抗 。
由于小马家佣人的离开，受到小马妈妈喜爱的小明主动为她母亲寻找工作。本来在图书馆发奋读书的小四从滑头口中意外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小马居然在泡小明。哈尼为了小明去跟二幺拐的老大决斗，杀死了他逃到了台南，而小四却因为小明和自己的朋友小马决裂，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小明，哈尼和小四就像是一枚硬币抛向了两面。小四误把自己当作哈尼，哈尼在了解情况后不让兄弟们闹演唱会，而小四来到小马家门口，面对小马不仅缺乏沟通，甚至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里面的小明。
对于小马来说，Miss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对于情窦初开的小四来说小明却是其生活的全部。小猫王有着摇滚梦、三角裤沉迷于漫画、老二是台球好手、二姐有虔诚的信仰，而小四既无爱好又无信仰，常常看起来闷闷不乐。曾经心情不好时，是小马陪他玩耍。因为义气，两人成为哥们，但小马不曾真正了解小四，也注定要分道扬镳。而现在面对抑郁的状况，小四选择了通过小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中学校园有两种女生最多被男生们谈到，一种是小明这样有众多的追求者，另一种则是像小翠这样易得的女生。小翠更像是一个工具，滑头需要她时，可以亲密无间；不需要时，“这没你的事”，一边呆着去。现在，轮到小四需要小翠了。但小翠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像一个被物化的工具，她也不再轻易为他人改变。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被小翠骂了一顿的小四回家后，又看到替自己挨打的二哥。二哥就趴在地上，忍受父亲的毒打，一声不吭。那一刻，父亲的形象完全崩塌。与小四性格相像的二姐开导了一晚上也没能帮助小四。第二天憋了一晚上气的小四一大早就来到了小马家，愤怒的表示要在学校门口堵他。
小马虽然嘴上逞能，可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纨绔子弟，而且小马是一直很看重的朋友的。小猫知道如果跟小四搞上的话，他会跟你玩真的。在片场中的小猫反复劝说小四也最终没能改变小四的主意。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再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她像之前那样叫住了四儿，这一次小马的单车还停在校门口，这一次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换了模样。月光下，一场激情杀人事件即将上演。
激情杀人是刑法理论上激情犯罪的一种，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由于于激情是强烈而短暂、爆发式的一种情绪状态，行为人在激情状态下，认知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容易引发不合逻辑的、冲动性行为。” ——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一一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
激情杀人的行为人中，多为心理不成熟的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低学历者和普通的底层打工者。
在坦克从小明和小四面前轰轰驶过的那个夜晚，小虎因为失恋在篮球场上浑浑噩噩，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风采。小明觉得小四是怕报复才让自己去看一看小虎。小四不是怕小虎报复，而是他认为失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过去的。小四不了解小明，小明误以为自己了解小四，小明知道小四是来堵小马的之后，把它直接还到了小四手中，并没有把它合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这把怀剑是不会对自己有危险的。
在小明心里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随风而去。可明明错的是小明，但她一出口时，错的竟成了那个最爱他的人。对于执拗的小四来说，他不会让事情不明不白的过去。他两次追上去，真的像对小翠那样对小明讲起了大道理。
小四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小明，就如同他自己看不起小翠一样。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中，小明感情上的不专一，不仅会让小明惹来非议，也会让小四自己丢掉脸面。小四对小明的喜欢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让他产生了极其想要改变小明的念头。电影里面小翠变了、滑头变了、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经历白色恐怖之后也变了，这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滑头和父亲的改变多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如果真的要为了一个人去改变，那这个人也应当是自己。 电影里让人看不起的小翠却是主动改变的那一个，而小明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是不会变的。
（影片中对比很多，如哈尼与小四的对比、小明与小翠的对比、父亲两次去学校的对比、两种世界观的对比等等）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笃信这样的观点）自己的这句话竟然使自己也成为了杀死自己的凶手之一。当初父亲对小四所讲的话带给他对未来的憧憬，他像哈尼一样坚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父亲的形象已经崩塌，但那句话就像是黑暗中手电筒，成为了现在小四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小明说出这个世界不会变时，仿佛有无数只魔爪要掐断那唯一的光。于是，在这样巨大的刺激下，小四心里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被点燃，瞬间失去理智，疯狂地将刀捅向小明，整整七刀。
哈尼的死和复仇的雨夜使小四的性格变得易怒，糟糕的学习环境（而且小四本来应该去日间部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小马和小明的背叛、白色恐怖对其家庭的影响、二哥替小四承受的苦难这些都一步步逼迫着一个十四岁少年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上青少年不成熟的心智和长期压抑的时代环境终于使小四在小明的言语刺激下突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愤怒。在处于激情状态的那一刻，小四已完全失控，只求情绪的宣泄。
至此，那个因为近视而看不清世界的少年再也无法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探索了，《牯岭街》中的理想主义者已然全部死亡。
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吗？杨德昌导演的意图真的是想让观众谈论这种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吗？小明觉得这个世界无法被改变是其处在底层阶级的绝望，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的中产阶级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像大姐那样希望于留学来让改变命运。世界能否被改变这是来自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同答案，对于不断处于寄居生活中的小明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没有背负对方心中黑暗的觉悟，是绝对看不到人的痛苦和悲伤的”。
小四和小明因为性格的差异相互吸引，因为三观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异注定分离。小四本来还在青春期的懵懂间仿徨，却被迫卷进一件件事情中，他在黑夜中慢慢探索，可还是看不清这个世界，“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年少时一直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回过头才发现留给成长的也不过几个瞬间。小明虽然足够聪明，能够在同龄人的相处时游刃有余，在和小医生话语交锋中势均力敌，可她终究是个孩子，又怎么能够洞悉人内心的宇宙。她凭借着以往的认知对待小四，而这一次让她付出了最惨重的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假如你觉得夜空的星星相差无几，那是因为你未能真正走近去看。
结尾处小猫王的歌声给我带来了一丝憧憬：如果再来一次，小四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同样曾就读于夜间部的杨德昌，1960年插班考上建国中学初中日间部。1970年赴美学习计算机后到南加大修读电影课程。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小四会像杨德昌一样考上日间部，去美国留学，写下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的剧本。
牯岭街拉片笔记:
//movie.douban.com/review/13983954/
参考资料：
【1】王昀燕：《再见，杨德昌》；
【2】大卫·科波菲尔：《世界电影史》；
【3】焦雄屏：一个刻意被忽略的时代；
【4】曹荣荣：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
【5】莫佳妮：历史、大众记忆与身份认同——台湾新电影中的“外省人”书写；
【6】段水莲、文凯：激情杀人犯罪的心理特征与犯罪现场分析；
6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锋利如“刀” 杨德昌导演的巅峰之作
杨德昌的整个导演生涯，如果不算未完成的动画片《追风》的话，剩余的七又四分之一长片电影，无一例外的聚焦在台北市。前三部长片也就是“台北三部曲”北京是80年代的台湾，后三部则是“新台北三部曲”背景是90年代。
唯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精准的定位在1959年，而且这部电影是杨德昌彻底脱离了之前的中影公司，由自己创立的杨德昌电影公司，独立制作的第一部电影。
从杨德昌的生前好友也是工作伙伴小野的访谈里，可以知道《牯岭街》是杨德昌一直跃跃欲试想要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可以说承载了杨德昌导演非常大的野心。
虽然从豆瓣的信息来看《一一》不论从评价人数还是分数都高过《牯岭街》。
但是我们认为在杨德昌导演的作品里《牯岭街》才是最巅峰的那一部，如果说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是台湾社会的“手术刀”，那么《牯岭街》一定是其中最冷酷最锋利的那一把。
而且从杨德昌导演的七部长片整理比较的话，前三部《海滩上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视听手法和电影结构相对复杂，很多技法在华语电影里非常的先锋，使用的也相当纯熟。
而后三部《独立时代》、《麻将》、《一一》文本上或者更直接一点的说，在台词安排上非常密集，对电影主题的讨论更深入。就是中间的这一部《牯岭街》是在电影文本和视听语言手法上，可以说是结合的最平衡最完美的。
说回《牯岭街》本身，有很多观众质疑说《牯岭街》一个少年因情仇杀的故事，为什么说它有史诗感呢？还有的豆瓣评论看不上电影里的一些角色，尤其认为导演通过电影表达的三观不正。
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华语电影第一梯队的经典作品，更应该从导演的角度来体会《牯岭街》，跳脱出青年男女恋爱情杀的思维，来欣赏它的史诗感和电影展现的美学魅力。
电影讲的并不是杀人事件这一个点，或者杀人事件中的一对男女主角的两条线，而是围绕主人公的家庭、学校、朋友甚至上升到社会和时代，展开了一个社会剖面上的人物关系网，讲述了这样多个层面的作用下，是如何促成小四个体悲剧的整个过程。
剧情梳理
电影除了庞杂的故事线之外，出场有名有姓有台词的演员也特别多。首先咱们就围绕男主角小四，梳理下电影中众多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小四的同班同学小猫王、飞机、滑头、篮球队的小虎和中途转学来的马司令的儿子小马。
又因为小猫王的关系，引出了经常在小公园冰室活动的小公园帮派，而小公园帮派又分两派，一派是帮派的老大Honey和他的弟弟二条和小公园乐队，另一派则以滑头为首想要争夺老大位置。
跟小公园帮对立的是经营台球厅的217帮，以山东为首的眷村子弟，经营者一家台球厅。另外还有Honey在台南通过土狗认识的，以师爷和马车为首的万华市场本省人帮派。
小四的家人包括公务员父亲、当老师的母亲、学业很好的大姐、北一女（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学）信教的二姐、建中的老二（二哥）和小妹，还有小四父母学生时代的好友汪狗。
小四的邻居有杂货店的老板胖叔和他太太还有女儿，另外还有卖包子馒头的赵班长。
而女主角小明的家里父亲去世，母亲患有哮喘、住在眷村的退伍老兵舅舅，还有小明母亲最开始工作的方太太，另外就是校医院的小医生。
有很多观众看过《牯岭街》之后代入感很强，特别讨厌小明这个角色，用今天的说法她就是个绿茶婊嘛。产生这种观感，明显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视角更聚焦在了小四的爱情线上，也就是青春片的这一面。
但是如果单单对角色这样理解就太片面了，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对主角小四的故事进行梳理的话，还确实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先看下小明在电影中的男朋友或者暧昧的对象都有谁，影片开始之前就有小公园帮的老大Honey还有217帮的前老大红毛，Honey也是因为小明和红毛决斗，杀了人逃到了台南，在电影的中段才回来。
接着就是影片开头和小明在217地盘约会的滑头，还有和她打篮球的小虎，后来还有校医院的小医生，最后就是小四的好友小马，如果再算上一个开玩笑说要追求她的光头的话，小四的情敌一共7个人，那也难怪说有人说她是绿茶婊了。
小四的遭遇首先和小四发生冲突的是滑头，因为不给抄试卷被打，同样因为抄袭的问题被学校记过。
后来小四和小明在靶场的时候，又和217帮的光头一伙起冲突，进而导致在后来217帮替滑头堵小虎的时候，被光头揪出来报复。
后来在篮球场因为小猫王听不惯小虎贬低Honey起了冲突，放学以后被篮球队的堵。
影片的后半段，又因为在医务室被小医生教育早恋问题，对小医生和护士骂脏话被再次记过，最终因为累计记过被退学。
退学之后因为滑头透露的消息，得知小明跟小马好上了，找小马谈话彻底决裂后，拿刀去堵小马不成最后捅死了小明。
这样一梳理就可以发现了，小四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倒霉事，所有的麻烦，都是他的“情敌”带来的。
而众多情敌之中唯一的例外就是Honey，他不但是小明口中跟小四特别像的人，而且在电影中段回到小公园的时候，虽然目睹了小四和小明关系的亲密，但是却没找小四的麻烦，反而帮他解围。
而且在准备大闹演出的策划会之后，还留下小四和他谈心。讲出了Honey自己对他们混江湖人的理解，还介绍了万华市场帮的马车给小四认识。
而后来Honey的单刀赴会和神秘死亡，再加上为Honey报仇时候小四目睹的血腥场面，都对小四性格逐渐走向极端，产生了重要作用。
所以小四把Honey当成灯塔，在和二姐深夜谈心的时候想到Honey，甚至在最后说出我就是Honey的话，也不难理解了。
小明这个角色甚至在我看来，某种角度来讲根本就不重要。
小明和小四之间的互动，在接近4小时的电影里可以说不算多，而小明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从头到尾并没有变过。就像小明自己说，她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变的。
小四对小明态度的变化，都是因为他逐渐看清了小明，同时也逐渐看清了小明代表的世界。
整个影片看下来，你会发现虽然电影里角色众多，但是真正有角色转变也就是所谓人物弧线的，除了小四就是他的父亲。
如果说小明和随小明而来的各种三角关系，表现的是学校和帮派对小明的影响，让小四逐渐认清了世界。那么父子之间的故事，则是将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借由父亲，在家庭这个层面上传递给了小四，和Honey同样重要的决定了小四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这就要说到小四两次被记过，父亲两次和训导主任谈话，以及两次回家路上父子的谈话。
第一次小四父亲和主任激烈争吵，关键词“这不公平”“要讨个公道”。父子之间的谈话里，父亲也一直教育小四，做人要真诚不能为自己没犯过的错误道歉。小四回说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亲则说读书就是要坚持做人的道理，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
事后小四母亲抱怨的时候，父亲还坚持说做人要光明正大，他一辈子坚持原则依然风平浪静。
但是以上的这些表现的，都是小四父亲经历审查之前的精神状态。
说到审查的段落就不得不提汪狗这个角色了。他的名字在影片第一幕，小四父亲去教育部请求复核小四语文成绩的时候，教育部的人就提到过。
之后在汪狗安排的聚餐之后，还跟小四父亲说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升迁，而且还明示小四父亲将来升官互相行方便。
后来小四父亲的官升了，但是汪狗随之而来的更换课桌椅项目的审批请求，却被小四的父亲拒绝了。最后小四父亲和汪狗在家里的会面，也就不欢而散了。
而小四父亲被带走审查的段落，和小四目睹217被屠杀是同一晚。父子同时迎来精神层面的重要拐点，这样的安排也在体现父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经历过审查风波之后，还有一场半夜起床抓贼的戏，可见对父亲造成的阴影。
而且我们认为父亲在这个时间点被带去审查，包括后来岗位调离，肯定是因为汪狗和背后牵扯的利益造成的。虽然小四父亲嘴上不承认，还和母亲争吵，但是你看后来在屋外父亲的台词说现在只有靠自己了，汪狗这个朋友再也靠不住了。
到了第二次小四被记过，父亲跟主任谈话的时候，要是和上一次谈话对比会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的镜头中，主任和小四父亲各占据了画面的一半，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父亲也是据理力争。
这一次却变成了正反打镜头，结合父亲几乎低头认罪一样的姿态，完全是在呼应父亲受审问的段落。体现了小四父亲在原有的处事原则崩塌以后，面对体制的无力感。
回家的路上父亲也是一言不发，反倒是小四在重复父亲对他的教育，而这段对话也从理想回归到现实，以父亲决定戒烟省钱给小四配眼镜结尾，父亲再也没有信心和动力向小四传授处事的哲学了。
当老二被误认为偷了母亲的手表，父亲对他打骂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打骂那个向现实妥协，向体制的不公正低头的自己。
然而父亲的遭遇反而让小四对现实更悲观了，想法也更极端了。
毕竟小四不像父亲有家庭的责任，他更像的是Honey，他是影片开头小猫王说的那个“会玩真的”的人，也注定像Honey单刀赴会时候说的那样，“要玩真的，就玩到底”的人。
他在行凶的时候反复重复着的，也是和父亲打骂时候一样的台词。
极其缜密的剧情安排
剧情梳理到这里还得插一嘴杨德昌理工科的背景，杨德昌留美读硕士毕业以后还从事过7年软件设计的工作。这也似乎也可以解释他在剧本创作上特别注重故事的逻辑性，杨德昌所有长片电影都是多线叙事，每个故事中的人物关系都是相对复杂的，并且每部电影看下来都不会有杂乱感。
举例来说整个故事的第一幕，就是小明因为语文成绩不及格，门门90几分唯独语文不及格，被分到了建中夜间部，父亲请求教育部分帮忙重新查阅考卷。这里除了构建了小四现在的同学朋友圈以外。
还通过后来小四父母的聊天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小四换到夜间部读书，视力不如以前了，这点就是整个电影剧情的第一推动力。
小四因为视力不好，顺手拿了电影厂的手电筒，因为手电筒所以跟着小猫一去帮滑头解围，也是在滑头被围的学校里开关灯测试自己的视力，偶然间错看到了跟滑头约会的女生。
小四父母因为经济不充裕，让小四去学校打针补充营养治疗假性近视，所以才在医务室跟小明相识。
电影中这种反复利用小细节，勾连上人物关系导致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主角小四之外的各个角色几乎都有类似的细节铺垫，非常缜密同时又很隐蔽，让剧情的推进非常合理非常生活化。
拿小妹这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色来说，剧情上非常容易注意到的就是电影高潮的部分，她向老妈告密老二偷了的手表。为了铺垫这次告密，不但安排了一个母亲答应她买泡泡糖但是忘记了，小妹心情不好。
之前还安排了一个小妹向父亲告密，小四和小猫王搞坏收音机的情节，算是为了这场高潮戏做了一个铺垫。
而且本地帮派屠杀217帮之前，有一段收音机播报台风天气的戏，为了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收音机上，安排了小妹抽走漫画书的桥段。
而小妹抽走漫画呢，在之前老二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安排了小妹抢走他的漫画书的段落。
而小妹衣服扣子总是掉，一方面应该是体现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换不成新衣服。
另外在小四父亲结束审查，因为没有钥匙在杂货店跟母亲相遇的这场戏，正是因为小妹的扣子掉了，母亲准备买别针才发生的。
再比如二哥这个角色，因为台球打的好跟叶子去217帮的台球厅赌球。这个情节的发生就有两处小铺垫，第一次小四因为拿飞机的球棒被没收，结果老二就用赌球的钱给了小四。一家和汪狗的聚会上，老二捡起了白球远台中黑球，也在铺垫老二球技很好。
再看滑头出卖小公园帮的段落，除了他本身人品差之外，他缺钱也有两次铺垫。一次是去飞机的修车店要钱，一次是退学以后在中山堂想要偷抽屉里的钱。
217帮被屠杀那场戏室内停电的桥段，在之前也是有过多次的铺垫。
不论多小的剧情设计，又都再次设计了一个更小的铺垫，缜密到不管多巧合的多偶然的剧情，都安排的非常自然让你感觉不出刻意。
这样剧情安排的工整程度，如果你再二刷的时候，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推理的快感！
时代背景
而跟角色同样重要的还有电影里展现的当时的环境，大量的环境信息都隐藏在情节里，微妙的反应当时台湾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局势。
首先就是台湾仍然留存这日本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美国对台湾的强势的影响。
小四一家住的就是日式的建筑，在晚饭的时候还能听到水果摊放的日本歌曲。而美国的流行音乐，更是在收到当时年轻人欢迎。
屠杀217帮的时候本地帮派用的也都是日本武士刀，小猫王在阁楼发现的短刀最后也成了小四杀人的凶器。
这里插一句说，那张和短刀一起的日本女人的照片。小四对照片的迷恋，是因为他深信小猫王说的，日本女人殉情的故事。
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在小四心中不断暗示。最后小明也和这个日本女人的命运逐渐重合，体现了一种宿命感。
这些都是电影展现的物质、文化环境，另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政治环境。电影里的那个时期现在总结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军事独裁时期，在当时的官方说法叫动员戡乱时期。
动员就是全岛动员企图反攻大陆，在影片里反映出的就是经常出现的坦克车和部队还有军事训练。而且还可以发现，剧中的角色对这种状况都表现的习以为常。
所谓戡乱本质就是迫害政治异见人士，小四父亲的审查风波就是在表现这一部分。
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表现片头字幕说的那句话，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而电影中的出现的各地口音和地理符号，也构成一种乡愁的环境氛围。但同时这种表达又非常含蓄，每个外省人都怀有乡愁但没有人直说。
或者像学校教官一样，聊到什么都能联想到大陆的城市，或者像小四父亲一样一着急就飙出方言。最直白的也许就是夏老师的夫人看到手表以后的忆当年，但是没等她开口导演就把镜头马上切走了。
这种乡愁又不能返乡的情况下，也催生了一种逃离心态，像大姐一样去美国留学似乎成了最好的出路。
而电影最后小猫王收到猫王的回信里说，台湾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就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唱出的感觉。这个就是杨德昌导演，对那个年代的台湾最简要的概括了吧。
道具与符号
首先就是只要看过电影都不会忘记小四的手电筒，后来在金马奖致敬杨德昌的海报上，也用到了电影中的这一幕。
它首先是一个连接剧情的重要道具，小四从片场偷出来以后，才有小猫王借手电去帮滑头解围，才让小四牵扯进来。另一方面整个影片非常强调纪实感和真实性感的，用的几乎都是有源光自然光，所以手电又成了电影中的重要的光源。
最后又借由手电的照明让小四看到了一具具现场的尸体。而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手电又成了一个符号和象征，表现小四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和观察。
小四在发现世界的黑暗和不公平之后，在片场写下遗书的同时也放下了手电，仿佛也在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已经得出了结论。
道具、光源、符号象征三位一体，简直太精妙了！
在剧情里收音机播放过一点新闻评论，点评里唱衰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正在跟尼克松竞选的肯尼迪，后来也成了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而台湾对美国政治的关心，也符合当时冷战背景的大环境。
并且这台收音机是从上海带过来了，所以它还代表了小四父亲身上的，那种旧的精神和处事原则。
而父亲的老旧收音机，正是因为年轻人想听美国唱片修机器的时候拆坏掉的，如果理解成一种政治隐喻，也是很有趣很巧妙的。
山东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桌上摆满了各种零食，在山东让叶子帮他和滑头牵线会面那场戏更明显。
这样的场景设计，和《无间道》里曾志伟吃盒饭的经典场景类似，都是在用食物这个符号来表现人物内心的贪婪。
小马的父亲马司令虽然从没有出现，但是军官阶级在军政府独裁下的阶级优越性，通过小马和他母亲全都体现出来了。
不但物质生活丰富，在江湖上也是人人都让三分。
最后小马因为武士刀被调查的时候，小马母亲吆五喝六的状态，也和小四家人无能为力的沉默产生了强烈对比。
而小马和小四在后院放枪的段落，更出现了最经典枪的符号。这与《罗马》里面一群人在向树林开枪的场面如出一辙，都毫无疑问的在彰显人物和所属阶级，在当下社会环境“食物链”顶端的地位。
另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角色，也就是作为宗教符号出现的二姐。
好多观众替小四惋惜，以为如果他可以听二姐开导，后面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这一段包含宗教元素的剧情，恰恰是在强调小四走向悲剧的必然，以及宗教在整个悲剧事件中的失效。
二姐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几乎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不但每天先于其他家人早早出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看经。
但同时她又是对小四最关心的，小四也能感受到，最后的遗书也是写给二姐的，小四被抓之后二姐也是反应最激烈的。
但是在导演的眼中二姐就像宗教一样，始终无法融入中华文化以家庭宗族为根基的体系当中。
同样在《一一》中NJ的老婆在老人卧床以后，决定去山上的寺庙修行，影片大部分时间里也同样是缺席状态。而她修行回来之后，发现其实跟山下的生活并无二致。
导演在《一一》中对佛教的态度，一如《牯岭街》里对基督教的态度，它们对于改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来讲统统都是无用的。
视听语言
《牯岭街》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作品，视听语言上包含了长镜头、远景镜头、自然打光，那一批作品里共同的特点。
小公园的那场戏，用Honey的走位把滑头威胁小四，Honey和小四单独对谈，Honey和滑头的对峙，还有最后Honey训斥二条，这多重人物关系发生的对话，都用一个长镜头串联起来了非常紧凑。
另外像小马帮小四解围的那场戏，先是一伙人在路灯下围住小四，小马上前交涉后镜头右摇，217的人穿过树丛走到了大路上。
随后跟着镜头的移动小猫王和飞机上前几个人交谈，仍然可以看到远处217的人，环境交代的清楚画面也有纵深感。
除了精彩长镜头的调度之外，区别与其他同期导演，杨德昌在画面上秉持这个人的美学特色。那就是画中框的构图风格，而这种美学风格也是贯穿他所有电影的。
在《牯岭街》里的应用也非常多，例如小四在壁橱里的主观视点镜头，小四在学校的走廊和校医院的场景。
这样的构图除了纯粹的几何美感之外，同时也是在不断强调角色所处环境的重要性。
而电影第一幕中的画中框构图，墙面对教育局工作人员的遮挡，也是在主题上表达了体制和权威的压迫感。
同样的手法在小四父亲结束审讯的时候再度使用，放走他的审查员始终没有在画面中出现。
电影的最后小猫王送录音带的时候，少管所的接待员也始终没有露脸，只有身影在镜头前走过。多次同样手法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电影中导演对这层表意的明确性。
电影中的另一打特点就是音画分离，这也同样是杨德昌导演惯用的手法。《恐怖分子》中就多次利用音画分离，对观众产生间离效果。
而《牯岭街》中导演对音画分离的运用，更加丰富多样。小明在校医院看伤的段落，更多的是在表现校医院空间，小明和小四此时一墙之隔。
小明试戏的段落，是从小明母亲因病住院的段落直接切换过的，让观众产生短暂的错觉，用小明连贯的情绪制造一种间离效果。
而当小明再次去校医院复诊的时候，只有教官和护士搭讪的对话，隐藏了她和小医生对话的具体信息的，已经在暗示两人的暧昧模糊的关系。
随后小明从医院出来和小四交谈的时候，镜头摇到却转到门上，用油漆照映出的隐约的倒影，同样在说明两人之间暧昧模糊的关系。
两个夏天
《牯岭街》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两个电影可以列举的相似场景也有很多，比如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主角旷课、小团体打架，主角对着镜子模仿等等。
这边是“田单复国，毋忘在莒”，那边是“五洲震荡和为贵”，两边引用的对比也非常有趣。但是这种相似的原因，可能更应该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而且电影中又都是政治高压年代，所以有这种趋同的感觉。
其实两个电影在表面的相似之下，两者之间内核的区别反倒更加明显。
同样在表现残酷青春的这个层面，《牯岭街》采用的是所谓的“外聚焦”，多利用长镜头、远景镜头，达到客观呈现的效果。而《阳灿》则更多的是“内聚焦”，多用中景、近景、主观镜头，甚至还有姜文贯穿整部电影的旁白，呈现主观叙述的效果。
时代背景在两部电影中的作用也不同，《牯岭街》是在分析和反思整个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而《阳灿》则是通过个体的视角，多次表现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牯岭街》的A brighter summer day可以说是一种讽刺，或者乐观一点说是对未来的希望。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真诚的“阳光灿烂”，是导演对青春年华美好的追忆。尤其影片解围当时间回到了现代，姜文直接抹去了画面的色彩，更凸显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两个电影女主角，也就是男主角“女神”形象的区别。
小明的特点单眼皮（内双？）、皮肤白净、说话轻柔，偏向古典美的感觉。米兰却是肤色健康，大眼睛双眼皮身材丰腴，就像姜文的电影一样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
对比看来更像是台湾当时崇尚的，所谓资产阶级审美偏好，和大陆当时主导的工农阶级审美偏好的差别。
另外《牯岭街》里小四准备暗算胖叔，却意外救人一名的段落，跟《出租车司机》男主角结尾的命运颇类似。而救人的事件也没让小四得到救赎，救人事件再一次强调小四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而小公园和217帮斗争的故事线，和《教父》虽然团伙的规模无法相比，但是故事核心也有相似之处。都表现了金钱代表的资本，对旧观念和旧秩序巨大的冲击，西西里的家庭观念之于《教父》，江湖兄弟义气之于《牯岭街》。
一点八卦
《牯岭街》中的Honey，其实是由杨德昌本人配音完成的。而且这也不是杨德昌第一次声音出演，虽然没有注明，但是《麻将》里红鱼的父亲（张国柱饰演）也是他亲自配音。
以此来判断Honey的台词，表达了导演的个人心声也不无道理。但其实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可以人人都是他的发声筒。从杨德昌的电影中几乎看不出来，他对哪个角色有特别的偏爱。
也可能他工科的背景和留学的经历，让杨德昌在审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时候，不但清晰严谨而且捎带距离感，理性冷静甚至冷酷。
和杨德昌合作过的编剧和演员，常提到杨德昌有的时候用英文表达想法，比中文来的容易流畅。这种英文逻辑的思考，中西方杂糅的视角，也是华语导演中不多见的品质。
杨德昌曾经自述过当年在美国，做软件设计的时候研究过的一个项目。
就是想办法用代码让只有英文字母的键盘，敲打并且显示出中文。最后这个项目他没有完成，不过也许后来杨德昌用同样的思维在胶片上做着同样的事吧。
我们下一场电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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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